然而阮玲玉不是张爱玲。阮玲玉把希望寄托在对男人的幻想上。期待，就成为她心河上的利刃，让生活本身透出了悲凉，却无法阻截生存的焦虑和空虚感。于是，她的生活就很容易出现蝴蝶效应：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由于客体的原因发生了变动而被放大，最终导致一场风暴。
也确实如此。阮玲玉***的直接诱因无非是唐季珊移情别恋，这自然是叫人难过的事，但这种难过却不至于放大到丧失一切的悲苦程度。如果她知道十多万人挤到万国殡仪馆瞻仰她的遗容；出殡那天，灵车所经过的街道两旁，三十多万人为她送葬，她还会如此轻率么？
“我死了，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好快乐。”阮玲玉在遗书中对唐季珊说。
看到这些话，我很难理解阮玲玉是真的想放弃生命，这些话给我的感觉更像是阮玲玉拿了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或是武器在试图挽回自己想要依靠的男人。一个经不起风经不起雨的女人，生命是她最后的保护了。这是女人们的善良和单纯。如此的女子，又如何能接受：人生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人性从来不这么单纯！
单纯是女人的本色，也是一种品质，但不是生存的通行法则。只是依靠本色生存的女人，很难形成自己的理性来反观别人的生存经验补充自己。而盲目又惯性地依靠自己的本色，更会带来心理生存能力的弱势和缺失。
何况阮玲玉的本色来源还是戴了枷锁的。她的身世很苦。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被累死。父亲死后，母亲只好带着尚还年幼的她去大户人家做佣人，她七岁时就伴随在母亲身旁替主人家料理杂务。在她的意识里，一个没有男主人的家庭是很无措的。长大后，她一心想通过一个有钱的男人改变她和母亲的生存处境。男人是天，是她本色的体认。
然而她成人的时候，正值中国新女性运动发端，社会意义的文字和口号以及现实生存的需要怂恿着她解放了自己，她走向社会做了一名职业演员，又被推波助澜地赋予某种符号的意义，甚至直接成为新女性理论的一种浪漫的精神象征。
于是她用行动突出着自己原始生命的内核和本质。她一心要做一个好演员，她以为尽心演好电影就可以解决好一切。她敬业到超乎想象的地步，读剧本读到一百多遍，演角色演到忘我。比如在拍摄《故都春梦》里，她躺在雪地上拍摄冻僵的场景，导演要求她躺一下就行了，她却说，不可以，一定要继续躺到人有点冻僵的感觉，拍出来才真实。
在拍电影《城市之夜》中有一场风雨之夜的戏，她被淋水，表示一定要淋透。在《新女性》里，有一场戏是她扮演的剧中角色不愿受侮辱，慌乱中从楼梯上一直滚到底层。演这场戏导演是要用替身的，她不肯，而且固执地要求要狠狠地撞她。她说：“我越跌得痛，说明坏人越狠。我越跌得重，我的心越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