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那年冬天，我爸的生命突然就只剩两个月了，所有事一瞬间都不归他说了算了。他的肺和一半的肝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因为一场半月不退的高烧才查出来，此前他已经有十几年没去医院体检过了。在我记忆里，他体壮如牛，力大无穷，我六岁那年，隔壁小区一个经常欺负我的盲流子被他用单手揪到半空中后又丢出去好几米远，脸都摔花了，打那之后我都再没跟他撒过娇，在学校犯什么错误也变着法儿瞒着，怕他把我揪起又丢出去，再也回不来了。如此一副躯体，当得知留在世间行走的时间只剩两个月后，可能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继续推着他那辆倒骑驴，又出去卖了三天炸串，生意居然比平时还好，大概天刚开始转冷，大家都愿意吃点热乎的。直到后来实在站不住了，才被我妈强行送进医院，又过半个月，躯体已经无法下床了，我妈才给我打电话，叫我从北京赶紧回去。他去世前的每一个夜里，我都在他身边陪床，有几个晚上我妈回家洗衣服不在，总感觉他有什么话想交代，但又没什么可交代。有一次他跟护士要了纸笔想写遗嘱，下笔却发现除了“遗嘱”两个字本身，没什么好写的，一没财产二没遗愿，家里唯一的老房子写的是我妈的名，最后反复要我答应照顾好我妈，另外说自己早年买过一份保险，受益人是我，算了算死后能给我留七万多——七万四千五百零六块六，他的命最后值这么多钱，都放我手里了。大三那年，我背着我妈拿出其中五万跟同学合伙在大学校门口开了一间奶茶店，想着钱生钱，给我妈减轻负担，结果不到半年店就黄了，钱一分不剩。我妈也没说什么，继续每晚推着那辆倒骑驴卖炸串，白天还要扫大街。后来我才知道，我被那个同学给骗了。有天晚上喝醉了回到宿舍，我把那骗子给打了，对方脑袋缝了十七针，我被留校察看。大四最后一个学期，专业课考试，我抄袭被抓，加上之前的处分，毕业时学校只给了我张肄业证，没学位，去人才市场找工作，进门都费劲。毕业以后，我留在北京打各种零工，最久的一份工作也没超过八个月。给一家房地产公司写企划书，一个月三千五，后来那家公司老板卷钱跑路了，公司也就没了。这一路走过来，到底错在了哪一步，我至今还是没想通。以我那几年的经济状况，就该学那些赖在北京不甘心回老家的年轻人一样去住地下室，但我选择厚着脸皮赖在高磊家客厅的沙发上，跟他和他的租客三个人住一起，他自己一年有半年都在出差。房子是高磊家买的，我从没给过房租，每个月请他喝几顿酒抵了，算是默契。高磊是我初高中六年的同学，如果非要说一个算得上好朋友的人，那高磊应该就是——其实，本该还有三个人，冯雪娇、秦理、黄姝。初二那年，加上我跟高磊，五个人一起发过誓，誓言具体内容是什么不记得了，大概跟七爷和他那六个把兄弟说过的大同小异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生不离不弃。
